□刘友洪

　　我的故乡紧邻大凉山麓，是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，山高水长、交通不便。记得1984年秋天，我初中毕业考上中师去乐山上学时，故乡还不通汽车，是母亲帮我拿着行李，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，到邻镇才坐上长途客车。

　　我的小学、初中是在一个叫“牟祠堂”的地方上的，那曾是牟姓人家的宗祠，解放后改作了学校。学校在大山脚下，围墙外就是奔腾不息的大渡河。当时我望着那河水，多么渴望自己能化为一叶扁舟，去看看城市，然后奔向大海，逃离这铁桶般的大山。我的家就在学校背后的大山上，从家到学校要走十多里山路，花上一个多小时。那时我还没见过水泥路、柏油路，全乡唯一的硬化路是乡场上的石板路，每次到乡场上踩着那早已被磨得发亮且略有些凹陷的青石板，那种不溅泥点子的感觉，已让我感到很幸福。

　　“羊肠小道”“天晴一把刀，下雨一包糟”……这些谚语用在故乡的山路上，再贴切不过了。爬坡上坎，翻山越岭，走完那十多里山路，海拔要上升或下降500多米。如果是在雨雾天行走，还有种腾云驾雾之感。可就是这样的山路，把我童年空空如也的脑袋与学校教育、知识连在了一起。那山路穿过岁月的沧桑，至今仍能让我真实地触摸到童年的故乡。

　　那时，山路全是黄泥巴路，雨后路面泛着惨白的微光，我们终年走在这条路上，知道那光的杀伤力，泛光处是打滑最厉害的地方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踩的。即使这样小心，一趟下来，浑身也会溅满稀泥，不仅裤腿两侧有厚厚一层，鞋底泥更让我连提脚都感到沉重。有次我怕上学迟到，一路小跑，在一处陡坡摔了个“狗吃屎”，还往前溜了一丈多远，手掌被磨破了皮，膝盖磨了两个洞，痛得直泛眼泪花儿。

　　当然，这山路也带给了我欢乐。我上学时中午是没饭吃的，熬到放学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。路过树林时，我就会拼命搜寻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。大自然是怜爱山里娃的，那时的我享受过许多现在的孩子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山珍佳味，比如刺泡儿、八月瓜、土地瓜。还有长在油茶树上的茶耳，肥肥的微红或微白的叶片，入口甜丝丝、嫩脆脆。农家地里的黄瓜、红薯等也是现成的，顺手采下一根搓一搓，连皮儿一起吃到肚子里。

　　故乡其实也有一条当时被称为“公路”的路，那是为勘探山中矿产而临时修建的便道。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，它连机耕道都算不上，不但窄得仅能通过一辆手扶式拖拉机，而且路面极不平整，碗口大的石头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中央，拖拉机压上去，颠得上蹿下跳，嘴里还不住地“突突突”冒着黑烟，好像随时要把它那颗“铁心脏”给吐出来似的。放学回家的我们既累又饿，满心希望能碰上这个铁疙瘩，巴不得能被它捎上一程。拖拉机来了，我们悄悄尾随，趁驾驶员叔叔不注意，双手吊在货箱挡板上。现在想来，其实他是知道的，只是他心疼我们这些读书郎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我们轻松几步。如果遇上陡坎急弯，他就停下车来，把我们赶下车去，那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。

　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，故乡的山路迎来了脱胎换骨，它像一条长龙盘踞在大山身上，不见首尾，只断断续续露出些身子来，然后又隐没于山谷林间，有时又像变戏法般长出些爪子来，伸进了各家各户。公路修通了，原先那些沉睡的物产也就值钱了，乡亲们过上了好生活。吃过晚饭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沿着公路散步，三三两两，谈天说地，其乐融融。

　　我由衷地感叹时代的变迁与伟大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眉山市政协）